自职业化改革以来，日本足球一直就是中国足球的坐标与参照。但是，由于这些年来，中国队从未有机会正面与日本国家队交锋过，虽然有两年一度的东亚杯赛，可日本队一直是以国内的二三线队伍参赛。因为这些战绩不算很差，所以许多人依然对中国足球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虽然上一届世预赛12强赛中，中日首次同组交锋，但因为疫情的客观原因，众多球迷对中国队在多哈的“主场”0比1负于日本队、客场0比2负于日本队依然耿耿于怀，尤其是在几名归化球员的助阵下，觉得中国队应该可以与日本队“掰掰手腕”。
如果仅靠几名归化球员可以进军世界杯，这是对那些踏踏实实按足球规律办事的足球人最大的不尊重，更是对那些注重青少年球员培养的国家和地区的侮辱。所幸的是，这种情况并未发生，而中国足球则继续在“想走捷径、弯道超车”的路上前行，当然注定的结果只能是在歪道上越走越远，不同的路径自然决定了不同的结果。
如今，这场7比0的比赛，真实地将中日两国足球间，30多年来职业化发展之路上所走的两个截然不同的路径，所产生的不同效应完完全全地显示出来了。这样的比分着实令人难以接受，但面对现实，又能如何？尤其是作为一名已经跟随中国男足南征北战快30年的老记者，一路走来，不是没有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但就是眼见着中国足球只能是向着山下一路滑下去，而自己却无能为力。也正因为此，一场惨败或许可以彻底扒掉中国足球仅有的一条遮羞布，或许唯有如此才能让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们彻底地惊醒，从而更好地真正认识什么才是足球、什么才是中国足球！
当然，此时未必是探讨中日足球30多年职业化以来何以走向两个极端的时候，而且这样的争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将会继续争论下去，因为各方站在各自完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所采用的论证素材不同，自然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眼下不想再议此事。但是，有一点是确信的，就是本场比赛之前，国足在大连进行了为期10天的集训，抵达日本之后又进行了三堂训练课。相比之下，日本队只有三堂训练课，而且第一堂训练课人还没有到齐，但在本场比赛中，日本队反而更像是训练有素的球员，不管是打破僵局的定位球进球还是运动战进球，都是通过配合完成的。不得不说，日本球员的个人技战术以及战术素养已经甩开了中国足球数条街。问题恰恰就在于：国足以现有的这些球员，安排训练再多，实战中始终看不出来练的究竟是什么？最典型就是上、下半时战术的变化。
针对日本队的技战术特点，伊万在本场比赛中安排442阵型，而不是像外界所猜测的那样以往所采用的五后卫(或三后卫)战术，而且在中场也不再是菱形站位，而是采用两名防守型中场或者说是双中前卫战术，李源一和蒋圣龙一起站在中后卫身前，以加强中路的防守。应该说上半时在体能有充分保证的情况下，国足整体防守还算不错，尽管在第12分钟就丢掉一球，但这是定位球防守中的问题，而且是“看球不看人”这个中国足球的老问题，源于我们的球员从小就没有接受到正确的足球教育，在“球、人、位置”三个基本要素上的选择出现严重的偏差。
但在上半时最后时刻，国足轻易地丢掉了第二球，以0比2落后。这或许是国足在下半时马上换人并进行战术调整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所以，下半时一开始，高准翼替换谢文能出场，改打防守型中场位置，与李源一搭档；而蒋圣龙则从防守型中场的位置上后撤变成三中卫，杨泽翔的位置前移，和左侧的刘洋一起形成翼卫。徐皓阳适当内收，与高准翼、李源一一起形成三中场站位。这样的调整，目的是希望进一步加强中路的防守。
遗憾的是，这样的变化幅度也许太大了，队员们明显不适应。更为重要的是，在赛前的训练中也没有进行过演练，特别是像三后卫或五后卫战术没有进行反复演练，这多少让球员们有些不适应。尽管赛前训练中，高准翼曾出现在防守型中场位置上与李源一搭档，并参加过对抗练习，而蒋圣龙也曾和蒋光太搭档参加了对抗，但更多地是进行四后卫战术的演练。所以，下半时开始之后，日本队很快将比分改写为4比0，而这两个进球恰恰是利用了国脚们对这一新调整战术不适应、跑位与防守出现严重失误，导致国足城门大开。
从战术安排的角度来说，伊万临场进行调整，并无问题，但我们的球员显然不适应这样的战术要求和变化，缺少实战中临场变化。再说得更直白些，就是战术素养太过欠缺。
当然，如今再拘泥于这些技战术方面的细节已经没有太多意义，毕竟比赛已经翻篇，而且球队马上就要返回国内准备9月10日与沙特队的第二场比赛。但是，不得不说的是，这样的很多技战术方面的东西与中国球员从小接受到的足球教育有关，是从小就已经形成的。实际上，在对阵日本队比赛中，国足所出现的问题，先前一天在2003年龄段U21国足对阵越南队的比赛中同样存在。所以，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球员不行。
也正因为此，0比7惨败日本队某种程度上是“好事”，可以让中国足球回归到足球的本质上来，围绕着竞训这个核心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完全与足球扯不上边的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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